摘要
基于对富士康工厂宿舍的分析, 探讨了男性工人在宿舍劳动体制下的日常生活体验和抗争方式。首先, 从空间管理制度、工作时间制度和工资制度三个层面呈现了富士康准军事化宿舍劳动体制的特点, 并探讨了宿舍劳动体制与男性工人之间的冲突和张力。其次, 呈现了男性工人在宿舍中的日常抵抗和集体抗争, 指出男工的抗争呈现出暴力化和激烈化的趋势。男工的抗争挑战了准军事化的宿舍劳动体制, 构建了叛逆的、斗争性的男性形象。通过对富士康的分析, 有助于我们理解宿舍劳动体制与本地社会的父权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研究背景
随着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世界工厂”, 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涌入城市, 成为工厂中的主要劳动力。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方式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研究显示, 大量的农民工居住在工厂提供的集体宿舍中。这种工厂大规模使用外来劳动力, 并利用集体宿舍暂时性安置劳动者、承担劳动力日常再生产的现象被学者概念化为“宿舍劳动体制” (global factory regime) [1]。目前, 对宿舍劳动体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安排[2,3,4]、户籍制度与地方政府的政治逻辑[5]、宿舍劳动体制下的工人集体意识与抗争[6,7]等。已有的研究强调需要从性别视角考察中国的宿舍劳动体制, 但是这些研究侧重分析女性农民工群体在宿舍中的日常生活体验[8], 而忽视了宿舍劳动体制对男性工人的再生产和抗争方式的影响。
学者指出, 跨国资本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年轻女性劳动力具有廉价、温驯、勤劳、细心等特点, 因此更适合从事电子工厂中的流水线工作[9,10]。因此,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国沿海地区的电子产品制造厂更倾向于雇佣年轻的女工群体[11]。但是, 跨国资本对女性劳动力需求的快速扩张反过来造成沿海地区女性劳动力供给的短缺。例如, 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0年第二季度深圳市女性劳动力的用工缺口达到76.7万人 。在女性劳动力日益短缺的情况下, 越来越多的电子产品制造厂开始雇佣年轻的男性农民工。例如, 在20世纪90年代, 沿海地区的电子厂中超过70%的流水线工人都是女性[12,13]。但是, 从21世纪初开始, 女性职工在电子产品制造业中的比重从2004年的58%逐渐下降到2012年的46%。因此, 中国电子产品制造业的劳动力性别结构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年轻男工逐渐成为沿海地区电子制造业工厂的主要劳动力。在这一背景下, 作者认为, 我们需要考察男性工人在工厂宿舍中的日常再生产实践和抗争方式, 并探讨他们的男性身份与宿舍劳动体制的交互影响。
本文以富士康科技集团 (以下简称富士康) 在深圳的宿舍区为研究案例。富士康1998年在深圳建厂, 并快速发展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制造商。2016年, 该厂雇佣了87.3万名员工, 其中68%为30周岁以下的年轻人。男性工人是富士康员工的主力, 在全体员工中的比重为64%。同时, 富士康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安置在集体宿舍中。例如, 富士康在深圳厂区自建了33栋员工宿舍, 入住员工数约为22万。富士康同时在深圳厂区外租用了120栋宿舍楼用于安置工人。因此, 富士康的劳动力性别结构和宿舍安排为我们理解宿舍劳动体制下男性工人的生活体验和抗争提供了合适的案例。
本文的调查资料主要来自于2010-2016年对富士康的持续调查。第一, 笔者参与了2010-2013年“两岸三地富士康调研组”(以下简称调研组) 的深入调查。从2010年到2013年, 调查组先后走访了富士康在中国内地13个城市的17个厂区, 共获得深入访谈案例约400个。第二, 2011年11-12月, 作者以女工的身份进入深圳富士康的L厂区工作。作者共在流水线上工作了336个小时, 并和工人一同居住在厂区集体宿舍中。第三, 2011-2013年, 作者在富士康外的城中村累计居住了14个月, 对富士康的厂外宿舍区进行了走访, 并获得59名富士康员工的深入访谈案例。2015年7月和2016年10月, 作者重访了L厂区和厂外员工宿舍, 并对部分富士康员工进行了回访。在访谈过程中, 笔者着重了解了富士康的宿舍安排和管理制度, 以及男性工人的再生产实践和抗争经历。
通过对富士康的案例研究, 本文探讨了男性工人在宿舍劳动体制中的日常再生产实践和抗争策略。本文指出, 电子制造业的性别结构已经发生变化, 年轻男士取代了年轻女工成为流水线上的主要劳动力。那么, 工人的性别身份的变迁将对工厂的宿舍管理体制造成怎样的影响?工厂的宿舍劳动体制将如何型塑男性工人的日常生活体验?男性工人在宿舍中的抗争策略具有哪些新的特点?为了回答上述问题, 本文将首先从空间管理制度、工作时间制度和工资制度三个层面分析富士康宿舍劳动体制的特点, 并呈现宿舍劳动体制与父权制度之间的冲突。其次, 本文将讨论男性工人在宿舍中的日常抗争和集体行动, 从性别维度分析男性工人对宿舍劳动体制的挑战。
文献回顾：对宿舍劳动体制的研究
(一) 对宿舍管理体制的研究
早在20世纪70年代, 马克思的劳工社会学就已经开始探讨企业为工人提供集体宿舍的现象[14], 并将其视为资本主义再生产模式的重要机制。布洛维 (Burawoy) 分析了南非矿业和美国加州农业的移民劳工, 指出企业为移民工人提供集体宿舍是资方降低用工成本的一种策略。通过将单身的男性移民工人临时安置在宿舍中, 企业将工人与其家庭分隔开来, 从而只负担维持单身工人进行日常再生产的成本, 而工人进行长期再生产和代际再生产 (如养育老人和下一代) 的部分需要则被交给工人家庭所在的乡土社区, 从而加深对移民工人的剥削[15]。这种将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分割开来的做法也被称为“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5]。潘毅 (Pun Ngai) 等学者通过考察中国沿海地区的工厂宿舍安排, 提出“宿舍劳动体制”的概念, 并指出宿舍劳动体制是“跨国劳动过程” (transnational labor process) 的关键组成部分。他们认为, 跨国资本涌入中国后, 通常将农民工安置在工厂宿舍中, 使得工人“劳动-居住一体化”。在宿舍劳动体制下, 产品的生产空间和劳动力的日常再生产空间紧密结合, 使得资方一方面可以更加灵活地延长和支配工人的劳动时间, 从而增加对劳动力剩余价值的攫取;另一方面可以对工人的控制从生产车间延伸到日常生活空间, 并对工人的生活作息进行全面的监视和控制, 导致工人在生产领域和再生产领域遭受双重劳动异化过程。此外, 他们强调集体宿舍是工人分享工作体验、酝酿集体行动的场所, 为培育阶级意识和阶级抗争提供了空间[1,2,3,7,8]。
已有的研究除了从阶级视角分析工厂宿舍制度外, 也强调了性别视角的重要性。学者指出, 宿舍劳动是一种性别化的雇佣形态[16], 因此要“性别化宿舍劳动体制” (gendering dormitory labour regime) [8], 即需要从性别的维度考察宿舍劳动体制的逻辑和运作机制。但是, 现有的对中国宿舍制度的研究主要是分析了女性工人的经验[8,17,18]。例如, 赫沙特 (Hershatter) 考察了20世纪初期天津的棉纺厂和丝织厂, 发现这些外资工厂通过提供宿舍安置来自农村地区的单身女性劳动力, 以此压低劳动力价格。这些宿舍往往实行封闭式管理, 生活条件恶劣、并有公司保安进行把守, 女工们在夜晚通常被锁在宿舍内。但是, 女工们只要有可能就会选择与家人们在厂外同住, 以抵抗资方任意延长工资时间、将其住所变为“规训的工具”的做法[17] (P165-166) 。霍因 (Hoing) 基于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棉纺厂的女工的研究, 发现包工头会雇佣一些打手来严守宿舍, 宿舍内过于拥挤、卫生条件也很差, 女工们还不得不忍受包工头的性骚扰[18] (P106) 。潘毅对20世纪90年代深圳电子厂的宿舍制度和女工的日常生活进行了民族志研究。她指出, 在宿舍劳动体制下, 打工妹被视为临时性的工人, 她们只是在结婚前在城市打工三到五年, 之后大部分女工便会返回农村老家结婚生子, 因此宿舍主要是为了可以短期、临时地使用廉价的女性农民工, 而非为了建立一支对企业忠诚或技术熟练的劳动力队伍。此外, 潘毅也分析了宿舍劳动体制下的工人抗争。她的研究发现女工们在宿舍通过谈论性、调侃管理者、打架、梦魇和尖叫等方式挑战父权制和资方管理制度的规训[12]。
上述研究为我们理解宿舍劳动体制的运作机制以及工人的性别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材料。但是, 这些研究在分析工人性别与宿舍劳动体制的关系时, 忽视了男性工人的体验和男性气质的实践。本文将男性气质理解为一组社会实践的模式或形态[19] (P10-14) 。学者指出, 工人的性别身份和性别气质是影响资方管理和工人抗争策略的重要因素[13]。在电子行业工人的性别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探讨男性工人的性别身份和性别气质如何影响宿舍劳动体制中的劳资博弈变得尤为重要。在这一背景下, 本文将考察男性工人在宿舍劳动体制中的日常生活体验, 以及他们性别化的抗争策略, 并在此基础上思考跨境资本的经济逻辑与本土社会的父权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张力。
(二) 对中国男性性别气质建构的研究
总体而言, 对中国农民工群体的性别实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女工群体[10,11,12,13], 对男性农民工性别气质建构的研究仍然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已有的少数研究突出了阶级身份、城乡二元结构等社会制度对男性农民工性别气质的影响, 同时也分析了男性农民工在工作场所和日常生活中塑造男性气质的多元策略[14,15,16,17,18]。
首先, 学者探讨了男性农民工在工厂中的工作体验和工人阶级男性气质的建构[20,21]。研究认为, 男性农民工通常处于劳动力市场的边缘地位, 面临工作枯燥无聊、工资低、工作不稳定等问题, 低下的经济社会地位使得他们的男性气质常常被质疑和挑战。例如, 金 (Kim) 对制衣业工厂中男性农民工的研究发现, 与女工相比, 男性工人在制衣业工厂中处于更加底端的地位, 他们的技术水平低、升迁机会少、工资微薄[20]。为了建构他们的男性气质, 男性工人通过酗酒、醉酒驾车、粗鲁地对待女工等方式塑造他们作为“真男人”的身份认同。田晓丽 (Tian Xiaoli) 和邓韵雪 (Deng Yunxue) 的研究发现, 在电子制造业工厂中, 等级森严、管理严苛的工厂制度塑造了男性工人“被剥夺的男性气质” (deprived masculinity) 。对于男性工人而言, 流水线上的工作单调无聊、劳动过程缺乏自主性, 粗暴的管理方式导致他们常常被骂、被当众羞辱。他们为了捍卫自己的男性尊严, 采用了性骚扰女工、说脏话、打架甚至骚乱等方式对抗资方的管理策略, 同时塑造了更具反叛性的男性主体[21]。
其次, 研究者分析了男性农民工在城市的性、婚恋、家庭生活的实践, 以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维护和重塑男性气质的策略[22,23]。研究显示, 对于外出务工的男性工人而言, 在城乡间流动的状态使得他们传统的性、婚恋和家庭模式受到挑战。为了维持家庭生计, 他们不得不对部分男性特权做出妥协, 通过建构灵活多样的性、婚恋和家庭模式塑造男性气质。例如, 蔡玉萍 (Susanne Choi) 和彭铟旎 (Peng Yinni) 的研究发现, 男性农民工在家庭生活中建构了“妥协性的男性气质” (compromised masculinity) , 他们一方面对“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观念做出妥协, 在家庭中分担一部分的家务劳动、育儿责任;另一方面通过强调“大事男性做主”等观念重塑男性在家庭中的父权权威[22]。此外, 黄盈盈等人的研究发现, 男性农民工通过“谈小姐”的方式建构出自身的阶层地位、性别文化与性文化, 并强化了自身的男性气质[23]。
总之, 现有的研究剖析了男性农民工在工作场所和日常生活中建构男性气质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和工人的性别策略, 为我们理解男性农民工的性别实践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但是, 上述研究忽略了具体的再生产空间对男性农民工男性气质建构的影响。宿舍是男性工人在城市进行日常再生产的主要场所之一, 也是他们进行性别实践的主要空间。但是, 我们对于宿舍劳动体制如何影响男性农民工的性别实践知之甚少。因此, 本文将以富士康为案例, 展现第三世界国家中工厂的宿舍管理体制如何影响了男性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体验和性别气质。
准军事化的宿舍劳动体制与男性工人的日常体验
西方学者的研究指出, 居住空间是工人阶级修复、重塑男性气质的重要领域。在工作场所中, 男性工人通常不得不忍受枯燥危险的工作、管理者的监视和支配, 导致他们男性气质处于被压抑和被挑战的状况;但在居住空间中, 男性工人可以塑造自己作为“一家之主”的形象, 通过享有妻子的家务劳动、摆脱资方的控制、建立养家糊口者的身份等方式强化自身的男性尊严和男性气概。但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中, 工人的居住方式和男性气质建构的过程存在明显不同。作者的研究发现, 宿舍劳动体制不仅不能成为男性农民工修复和强化男性气质的场所, 反而剥夺了工人的尊严、自主性和父权福利, 从而进一步地削弱和挑战了男性工人的性别气质。具体而言, 作者认为宿舍劳动体制在空间管理制度、工作时间安排和工资制度三方面挑战了男性工人的性别身份和男性气质。
(一) 宿舍劳动体制与空间管理制度
富士康通过集体宿舍为工人提供进行日常再生产的空间和设施。以L厂区宿舍为例。L厂区于1996年建立, 占地133.2万平方米。该厂区一共被划分为10大区域, 有19个员工食堂, 厂区内和厂区外分别有7个和2个住宿区, 每个宿舍区包括数栋甚至十几栋宿舍楼。每一间宿舍面积约16平方米, 提供给8名工人居住, 每名工人每月缴纳110元到150元不等的住宿费。每间宿舍带有一间可以冲凉的厕所、一个洗漱用的水池。每名工人在宿舍内只有1张床和1个储物柜, 此外没有任何桌椅一类的家具。因此工人在宿舍内的日常活动 (如吃饭、看手机等) 都需要坐在床上。
富士康在宿舍中实行准军事化管理,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工厂实行严格的门禁制度, 切断工人和家人及厂外朋友的联系, 使得工人处于“原子化”状态。在富士康, 每一栋宿舍楼下都有保安把守, 要求工人刷电子工卡进入宿舍楼, 只有住在本宿舍楼的员工才能进入宿舍楼。在严格的门禁制度下, 工人的家人、朋友甚至同事都不能进宿舍探访, 从而削弱了宿舍空间作为工人社交空间的功能。此外, 富士康的宿舍不提供“夫妻房”, 只允许工人个人入住。对于已婚的男性农民工而言, 这种门禁制度导致他们在城市中没有家庭生活的空间。第二, 工厂实行严密的宿舍管理制度, 全面控制了工人的再生产空间和生活作息。富士康在宿舍中实行一系列, 包括不能饮酒、不能抽烟、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如电吹风) 、不能做饭、不能在外留宿超过三天、不能张贴海报等等。例如, 在廊坊富士康和昆山富士康, 工人不能在宿舍内洗衣服, 只能交给宿舍管理处集中洗。工人反映这主要是因为富士康认为工人洗衣浪费水, 集中洗衣可以节约成本。但是, 工人对宿舍提供的洗衣服务普遍感到不满, 因为常常出现衣服破损、褪色、丢失的情况。如果工人私自洗衣被发现, 就可能被罚打扫卫生。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 富士康的管理导致工人的日常生活处于资方的监视和控制之下。第三, 工厂宿舍实行森严的保安和舍监制度, 保安和舍监在工人面前具有绝对权威, 常常采用骂人、体罚甚至殴打等方式管理工人。在男工宿舍, 保安和舍监均为男性, 其中还有一部分是退伍军人。保安和舍监的主要作用是监督工人遵守宿舍管理规定, 并对违规的工人进行处罚, 如罚打扫卫生、扫厕所、要求搬离宿舍等。一名工人描述了自己被惩罚和挨骂的经历:“我们要搞卫生的, 如果查了不干净就要罚做义工, 我有次就和另一个朋友被罚扫楼梯。……我们被罚扫楼梯的时候。还没扫好他 (舍监) 就过来查, 看见不干净就骂我们, 觉得特别不合理 (20100714) 。”粗暴的管理方式导致工人对保安、舍监普遍存在不满和怨恨。
因此, 在准军事化管理制度下, 富士康的宿舍体制无法为工人的家庭生活提供空间。此外, 宿舍中严苛的管理制度全面入侵了工人的日常生活, 准军事化的管理方式导致工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有被骂和被罚的体验, 使得工人在居住空间也位于被支配的地位。
(二) 宿舍劳动体制与工作时间制度
除了空间安排外, 富士康的工作时间制度使得工人的家庭时间被挤压, 导致工人难以建立家庭生活。首先, 在宿舍劳动体制下, 资方可以根据生产需要灵活地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在富士康, 工人的工作时间较长, 一个工作日通常为12小时[24] (P29) 。作者的访谈发现, 在生产旺季, 工人一个月的加班时间可以达到100个甚至120个小时。以作者在富士康深圳厂区的工作时间为例:2011年11月作者进厂时, 正赶上电子产品的生产旺季, 工人工作两周才能休息一天, 因而每月只有两天休息日。白班每天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 中午和晚上分别有1小时的吃饭时间。此外, 工人早上7:40就要在厂区集合开早会、换静电服, 晚上下班后还需开晚会。因此工人每天在厂区内的时间为12.5或13小时。如果加上工人来回厂区的交通时间, 工人的工作时间会更长。长工时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挤压了工人的家庭时间, 已婚的男性工人常常提到他们没有时间陪伴妻子和孩子。例如, 一名已婚的男性工人提到:“主要是加班多, (一个月) 大概有150个小时 (加班时间) , 除了睡觉就是上班。……平时一般没有时间在一起 (20100715) 。”因而, 在长时间的工作制度下, 工人难以维持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
其次, 富士康的白夜班倒班制度进一步影响了工人的家庭时间。富士康通常实行两班倒制度, 夜班工人的工作时间一般是从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晨8点。2013年, 调研组在深圳和武汉富士康对685名工人的问卷调查显示, 61.1%的工人认为“上夜班很累, 想调班但很难”。夜班制度不仅会影响工人的身体健康, 而且将工人与家人的生活时间分割开来:在家人休息时, 富士康工人通常在工作;而家人上班或上学时, 富士康工人则在睡觉。在这一情况下, 工人通常很难有时间与家人互动。例如, 调研组在访谈过程中遇到一对夫妇, 他们两人都在富士康工作, 但是妻子和丈夫分别上白班和夜班, 每周的休息日也不同, 结果夫妻俩一个月也没有见上一面。因而, 在宿舍劳动体制下, 富士康的工作时间安排忽视了工人家庭生活的需要, 使得工人不得不以牺牲家庭时间来满足工厂的生产需要。
(三) 宿舍劳动体制与工资制度
研究指出, 对于男性劳动者而言, 他能否有能力挣到体面的工资是建立男性身份的关键。在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后, 男性的地位和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工资水平能否达到“家庭工资” (family wage) 的标准, 即工资水平能为家人提供合理的生活条件[25] (P82) 。但是在宿舍劳动体制下, 富士康提供的工资水平只用于维持工人个人的日常再生产, 而无法承担工人家人的再生产消费。例如, 在2013年1月, 深圳和武汉富士康工人的底薪为1800元。调研组对682名工人的问卷调查发现, 当月工人工资的平均数为2421元。在个人消费方面, 工人每月需缴纳110元宿舍费, 如果在厂区吃饭, 每月伙食费至少需要400元以上。此外还要扣除100多元的社会保险费和100元左右的住房公积金费。问卷数据显示, 2013年1月两地富士康工人的平均支出为1647元, 存余700多元;而大部分被调查的工人认为合理的月收入应该是3200元, 才能维持家人在城市的基本生活。
富士康的低工资难以维持男性工人在家庭中作为“养家糊口者” (breadwinner) 的角色。对于未婚的男性工人而言, 这导致他们在婚姻市场上处于边缘地位。富士康男性工人间流传着一句俗语:“打工富士康, 休想娶婆娘;偶尔嫖嫖娼, 经济就紧张。”这一俗语说明工人认为在富士康打工难以完成他们成家的期望。在访谈过程中, 男工也常常提到在工厂难以找到女朋友或不敢谈恋爱。例如, 一名富士康男工小鸿说:“我在富士康里面受到的打击太大了!一开始喜欢哪个女孩子, 人家就会问:‘你家里有什么东西呀?市里面有没有房子啊?’一谈就谈到这个了, 聊到这些话题我就感到很自卑。不过这也确实是现实。在富士康里面, 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工人, 在富士康找一个女朋友, 是很困难的 (20140720) 。”
对于已婚的男性工人来说, 低工资对他们作为“一家之主”的形象形成挑战。研究认为, 无法养家糊口的男性会被认为是失败者, 从而严重削弱他们的男性尊严[26] (P127) 。由于工资水平难以维持家庭生活, 已婚的男工常常面临因工资而引发的家庭冲突。例如, 蓝哥是一名32的男工, 已经在富士康工作了10年, 但是每月工资仍然在2000元左右。蓝哥谈到和结婚7年的妻子离婚, 主要原因就是工资低:“她 (妻子) 嫌弃我挣钱少……每次和她打电话就会吵架, 是因为我的工资少, 她希望我的月收入有三四千。……觉得自己太无能了。一个男人面对金钱的时候感觉很无奈。……我觉得她伤害我了, 有段时间心情很低落, 天天泡网吧打游戏, 除了杀人 (游戏) 就是杀人 (游戏) (20100714) 。”从蓝哥的论述可以看出, 低工资会影响男工在家庭中的权威和地位, 同时也影响男工对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价值和地位的认知。
(四) 准军事化的宿舍劳动体制与男性工人的冲突
作者认为, 宿舍劳动体制下的空间、时间和工资制度从以下三个方面削弱了男性农民工的男性尊严和男子气概。第一, 在宿舍劳动体制下, 由于家庭空间和家庭时间的缺乏, 男工在父权制家庭中的多项父权福利被剥夺。研究指出, 在父权社会中, 丈夫通常享有妻子提供家务劳动和情感照顾的权利[27], 以及在日常互动对妻子和孩子行使作为丈夫和父亲的权威[28]。这些家庭的日常实是建构男性身份的重要领域。但是在宿舍劳动体制下, 已婚的男工不得不自己承担日常再生产劳动, 如购物、打扫卫生等;也无法与家人进行面对面的日常互动和情感交流、行使家内权威 (domestic authority) 。因此, 宿舍劳动体制是以牺牲男性工人在父权社会中的性别福利为代价的。
第二, 宿舍的准军事化管理方式使得男工在居住空间中也受到资方的控制和惩罚, 从而削弱了男工的男性尊严。一些西方学者认为, 居住空间可以让男性工人暂时离开压抑的工作环境、摆脱资方的监控, 从而获得放松、自由感和价值感, 重塑工人阶级的男性气质[29] (P98-99) 。但是在宿舍劳动体制下, “工作-居住”一体化的模式使得资方的监控延伸到宿舍空间中。男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如抽烟、喝酒、交友等) 都处于资方的监视和控制之下, 因而在宿舍中工人也不能真正地放松, 不能在居住空间中获得足够的掌控感、自由感和尊严感。由于富士康在宿舍实行准军事化管理模式, 男工会面临被骂、被罚等情况, 进一步削弱了工人的男性尊严。因此, 宿舍劳动体制压抑了工人男性气质的建构。
第三, 在宿舍劳动体制下, 低工资水平削弱了家庭中父权制度的经济基础, 从而挑战了男工的男性气质。男性劳动者作为养家糊口者的角色是父权制度的基础之一[29] (P70) 。在中国传统的“男主外, 女主内”的性别观念下, 丈夫的工资收入被视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妻子则应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也就是说, 丈夫作为“一家之主”的权威是建立在工资收入高于妻子的基础上。但是在宿舍劳动体制下, 男工的工资水平基本只能承担个人在城市中的日常再生产, 很难维持家庭的长期和代际再生产。低工资导致单身的男性工人在婚姻市场中处于边缘地位。在访谈时, 大部分单身的男工都表示, 他们在富士康的工资只能是暂时的, 在结婚前他们需要找更高工资的工作 (如去建筑行业做技术工或者自己开店) , 以便在婚后承担养家的责任。微薄的工资也使得已婚男性工人难以承担家庭经济负担, 从而影响了男工通过养家糊口建构男性身份认同。
总体而言, 宿舍劳动体制与父权制度间存在明显的张力和冲突。工厂虽然雇佣了大量的男性农民工, 但是却没有调整宿舍管理模式, 一方面没有提高男工在宿舍中的自主性, 反而使得宿舍中的管理更加严苛和粗暴;另一方面也没有显著提高工资水平, 导致男工的工资无法达到养家的标准。因而, 男性工人对宿舍制度普遍存在不满和怨恨, 这也促使他们在宿舍中开展多种反抗方式。
宿舍劳动体制下男性工人的抗争
研究认为, 宿舍不仅是资方对工人进行监视和控制的场所, 也是工人形成阶级意识、开展集体行动的重要场域。工人利用宿舍空间讨论工作体验和共同诉求, 并通过宿舍进行集体行动的宣传和动员, 同时“居住-工作一体化”的模式使得居住空间中的抗争可以快速蔓延到工作场所[2]。与已有的研究相比, 本文强调性别身份是影响工人在宿舍空间中反抗方式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宿舍劳动体制下, 男工采取了多种日常抵抗策略。如前文所述, 富士康在宿舍中实行严格的管理规定, 禁止工人抽烟、喝酒等行为。尽管如此, 男工常常采取违规抽烟、醉酒闹事、抛掷酒瓶等违规行为。这些现象在女工宿舍中比较少见, 但在男工宿舍中却是常见的日常抵抗形式。例如, 一位在深圳富士康的男工讲述了他抽烟的经历:“宿舍里不准打牌、喝酒、抽烟。有人不定时稽查。有一次我在宿舍抽烟被抓到, 我认了几句错, 说下次再不敢了, 等那人一走又点了烟 (20100713) 。”男工也常常违反规定在宿舍内酗酒, 一名男工介绍说:“我们有时下了班也会在宿舍偷偷喝酒, 只要不被舍监发现就行。……喝两三瓶啤酒都不算什么, 真爷们都是直接上白酒 (20161004) 。”研究显示, 抽烟、喝酒等行为是男性文化的一部分:女性抽烟喝酒通常被视为不正经, 而男性抽烟喝酒则是男性成熟的一种表现, 被视为豪放、有气魄、粗犷的男性气质的一种表达[14]。调研组2011年在成都富士康的调查还发现, 一些工人会通过从宿舍楼往下砸酒瓶的方式表达对住宿条件的不满。通过这些日常抵抗形式, 男工挑战了资方的宿舍管理规定。在男性工人看来, 违规抽烟喝酒也是大胆、蔑视资方的管理制度、敢于挑战权威的体现, 因而有助于他们塑造难以规训的、反叛的男性形象。
除了日常抵抗方式外, 男性工人也会在宿舍中采取骚乱等集体行动。仅在2012年, 成都富士康、太原富士康和深圳富士康的男工宿舍区就发生过三起骚乱事件。在这三起骚乱事件中, 主要的参与者均为男性, 他们采取了殴打保安、打砸工厂设施等暴力行为。以发生在太原富士康宿舍区的骚乱事件为例。2012年太原富士康大约雇佣了7.8万名工人。2012年9月23日, 几名来自山东和河南的男工在宿舍喝酒后发生争吵, 保安进入宿舍后开始不由分说地殴打工人。冲突发生时, 一批工人正好下班, 保安打人的行为激起他们的不满, 导致冲突迅速扩大。从24日凌晨到3点左右, 约2000名工人参与到殴打保安的队伍中。骚乱波及的范围从宿舍空间扩展到生产空间, 愤怒的工人不仅袭击了管理人员, 而且大规模破坏厂内设施, 包括推倒厂区大门、打砸保安亭、厂车、餐厅、小卖部等。一直到大批警察进入厂区后, 骚乱才结束。这场骚乱持续了3个多小时, 导致富士康太原厂区关闭一天, 造成40人受伤住院, 其中3人重伤。这一事件反映了男工和保安间严重的对立情绪。
作者认为, 富士康男工在宿舍中的抗争出现暴力化和激烈化的特点。首先, 男工在集体抗争的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暴力手段, 如砸酒瓶、殴打保安、打砸厂内设施等。这些抗争手段具有鲜明的男性暴力文化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 男工的暴力倾向是在准军事化的宿舍管理体制下形成的, 是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的愤怒情绪的结果。一些男工表示, 为了在富士康中不被管理者过分欺负, 他们需要发展出一种流氓文化, 通过说脏话甚至肢体冲突等“以暴制暴”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尊严, 正如一首富士康工人的打油诗所写的:“上班富士康, 生命像蟑螂, 混得像流氓, 才能稳住岗;上班富士康, 思想要肮脏, 就像入黑帮, 最好有把枪。”对于男工而言, 暴力行为是他们挑战准军事化的宿舍管理方式、维护男性尊严的一种手段。其次, 与有组织领导、明确诉求的集体行动相比, 男工的骚乱性行为缺乏组织和斗争策略, 主要是集体情绪的宣泄。这种集体行为通过较难通过制度化的程序 (如法律途径、集体协商) 进行解决, 因而会对宿舍管理制度和工厂生产秩序造成更大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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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基于对富士康宿舍制度的分析, 从男性工人的视角理解宿舍劳动体制, 并讨论宿舍劳动体制与父权制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本文认为, 中国工人阶级在居住空间中的男性气质建构过程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存在显著不同。在高度剥削性的工厂体制下, 资方的监视和控制从工作场所延伸到居住空间, 使得居住空间不能成为男性工人放松身心、开展社交、进行家庭生活的领域。第一, 在准军事化宿舍管理制度下, 男性工人难以维持家庭生活, 无法享受妻子提供的家务劳动和情感关怀、也无法通过与妻子和孩子的日常互动行建立作为丈夫和父亲的父权权威。因而宿舍劳动体制不仅在榨取男性工人的剩余劳动, 而且损害了他们在父权社会中的部分父权福利。第二, “工作-居住一体化”的安排使得男工在居住空间中也处于资方的严密控制之下, 导致居住空间无法成为男工获得自由感和价值感的场所。同时, 男工在宿舍中常常被管理者责骂甚至体罚, 从而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男性尊严。第三, 微薄的工资水平导致男工难以建立养家糊口者的角色, 使得他们在婚恋市场和家庭关系中的地位被质疑, 从而影响了男工男性气质的建构。因此, 居住空间的异化使得男性工人不仅难以在宿舍中修复和强化他们在工作场所中受损的男性气质, 而且进一步地削弱了他们的自主性和尊严感, 从而压抑了男性气质的建构。
另一方面, 随着男工成为世界工厂中的主要劳动力, 宿舍劳动体制下的劳资冲突变得更加暴力化和激烈化。准军事化的宿舍劳动体制导致男工存在普遍的不满和怨恨情绪。他们通过违规抽烟、酗酒闹事、投掷酒瓶等日常抵抗方式表达对宿舍管理制度的不满。此外, 与女性工人在宿舍中的反抗方式相比, 男性工人的抗争变得更为激烈化和暴力化。他们通常采取“以暴制暴”的集体抗争策略, 通过集体殴打保安、打砸厂区设施等暴力行为冲击资方对宿舍的控制体制。男工的抗争行为挑战了准军事化的宿舍劳动体制, 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难以规训的、反叛的、抗争性的男性形象。
